急转直下的局势，原因在于当前急剧恶化的全球经济形势，随着希腊政府破产而引发欧洲债务危机，人们担心全球经济再次触底。事实上，欧美消费实力的萎缩，已很难让中国制造重振信心。

　　因此，中国经济很可能从“过热”变为“过冷”，也意味着中国眼前的挑战不是通货膨胀，而很有可能是通货紧缩。

　　在如此复杂局面下，6月底7月初，国务院9天内四度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，也说明了高层对当下经济的忧心。在G20峰会全球重申经济低谷危险的背景下，调控政策变成了——“应重视宏观调控的松紧搭配，力促总量平衡和结构转换”这样意味深重的语调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中国宏观经济调整面临着很多“非此即彼”就可作出决断的选择题，到底是控房价还是保“支柱”，是保增长还是控通胀，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，是提高居民收入还是增加国家、企业收入，是扩大赤字还是增加税负，货币应当收紧还是宽松。

　　这些问题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答案，高层的政策也越来越审慎。这让中产阶层陷入了越来越大的焦虑中。

　　如果不是通胀，而是通缩，是否宁愿让资金躺在银行的账户上，也不要以高风险进入股市和理财产品市场，来博取并不一定能得到的高收益呢？又或者应该精打细算，严阵以待，防止通胀通缩并存下的滞涨，那样面临的很可能是大规模失业和减薪。

　　这类似于《等待戈多》这样的后现代多维解构状态。

　　之所以要重视中产的焦虑，乃是因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，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。当中产阶层花费太多的钱用于食品、房屋、教育和医疗支出，喝咖啡、旅游和消费高档商品的需求，就将退居二线。当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持续受到损害，劳动阶层的储蓄又贬值的环境下，恐怕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仅难以实行，社会矛盾也将日益尖锐。

　　这就是当下大家为什么会纷纷寻求“内心安全感的追逐”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中产阶层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。如今，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而又危险的十字路口，理智的做法是不该坐等“戈多”到来，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，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，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