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次则发生在1993年。当时，全国金融业一片混乱，一些银行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,就倒逼央行要钱,银行间也大举拆借资金，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1%，到1994年中国CPI(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)竟达到了惊人的24.1%。

　　今年5月，中国的CPI同比上涨3.1%，又一次超过3%的通胀警戒线。自2007年开始，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“高增长、低通胀”局面，CPI以每年约5%的速度在上涨，那一年也是次贷危机发力的开始，正是在“救市”背景下，出现了大手笔刺激计划。

　　这些多发出来的货币，大部分流入了基础设施、房地产以及汽车行业，通过拉升地产价格，加大石油消费，使得高企的房价和油价，成为增发货币的高能回收器，好处不一而足。

　　从地方政府而言，此举无异于过新年拿“利是”。不仅加速了城市化进程，政绩工程名正言顺。进而让地方摆脱了实业不振、GDP捉襟见肘的局面，让土地财政这一“公私皆宜”的模式，正式登堂入室。

　　一时间，各地的建设计划竞相以天价报出，西安才推出3000亿的建设规划，重庆就涨了一倍，最后湖北直接爆出12万亿的建设规划成为其中的翘楚。让人怀疑经济发展，只需要考虑的是胆量和气魄。

　　但是，资本的本质是“唯利是图”，在出口依然疲软、内需未见起色的情况下，房地产只能继续狂飙突进。其中，北京在原有均价1万多的高价上，今年3月间，一路飙升至3万元左右，房价远远超过纽约的曼哈顿和东京的银座。

　　于是，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，房价过高地区停止发放第三套房贷，二套房贷首付必须超过50%。而就在业界热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时，北上广深四城市房租价格又出现大幅上升趋势，打破了中国以往房价高涨，而房屋租金保持稳定的局面。
　硬币的两面

　　以前买不起房，最少还可以租房，但现在城市的中产阶级，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们，切切实实感受到生活压力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充裕的廉价劳动力，经过多年无限量供给后，终于在老年化的阴影下，看到“刘易斯拐点”的临近。

　　“刘易斯拐点”在经济学中，指的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，在工业化过程中，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，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，最终枯竭。这将直接引发劳动力成本提高，近来，富士康加薪，东南沿海大规模的民工荒，以及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高等一系列事件出现，使中国又多了一道难题——未来几年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将成为通胀压力。

　　屋漏偏逢雨。年初刚经历了西南大旱，夏季又遇到了南方暴雨，中国夏粮连续6年增长后首次产量下降，反映到菜市场上，则是各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。最后，输入性通胀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。今年初，随着石油、铁矿石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，带动国内煤炭、钢铁、金属价格上涨，一季度中国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40%。

　　于是，在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在持续上扬的住房价格，在劳动力成本变得高昂，在粮食和能源因为各种原因大幅上涨的背景下，人们加重了中国进入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。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言：未来十年，中国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。

　　然而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，二季度以后，中国GDP坚挺的高增长速度突